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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投资》杂志社

俞建国

2013-9-12 10:31| 发布者: zgkjtzwz| 查看: 5334| 评论: 0

摘要: 俞建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53年9月出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1987年以后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所工作,曾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 ...

       俞建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53年9月出生,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硕士学位。1987年以后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所工作,曾任研究室副主任、主任。
十七大报告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三项措施,分别从目的、手段和动力三个维度界定了发展的内涵。要协调好发展的目的,因为目的决定手段,而目的和手段会影响发展的成效。从当前我国情况来看,改善经济发展方式的要义是保持适当的速度,而7.5%是一重要基点。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速度的关系
 
文/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俞建国    2013年第18期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连续三年出现了下滑,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下降至今年第一季度的7.7%,第二季度可能也高不到哪里去,故引起了人们广泛的议论。不少人士认为,这是宏观经济不佳的表现,反映了管理层缺少重振经济的良方。尤其是今年正值地方政府大换届,盼着中央能出台类似“四万亿”的“大手笔”,却迟迟不见动静,有些焦急坐不住了。笔者认为,这主要是缘于人们对增长速度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之间的内在联系不清楚所至,如果能有所了解,恐怕就会比较平静地接受当前的现实了。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
“十七大报告”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出了三项措施,虽然这是从国内生产总值三种计算方法即支出法、生产法和收入法角度切入的,却也从三个维度界定了发展的内涵:第一项,总需求结构,反映了发展的目的;第二项,总供给结构,反映了发展的手段;第三项,要素投入结构,反映了发展的动力,也是发展的基本条件。所谓转变发展方式,就是要调整发展的目的,改变发展的手段,改善发展的动力。
相对而言,总需求结构是一个短期变量,需要调整发展的目的;改变总供给结构是一个中期变量,由发展的目的所决定,需要几年的时间;改善要素投入结构,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长期变量,是发展目的、发展手段的制约因素,只能作为一项战略性安排。这需要长期坚持教育立国、科学立国,以及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等重大国策才能逐步奏效,或许还需要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
“十二五”建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在基本要求中增加了统筹城乡、改善民生、资源环境和改革开放等内容,使中国特色、时代气息更加鲜明,丰富了发展方式的内涵,不过仍然是对发展目的、发展手段和发展动力的延伸和扩展。
 
要协调好发展的目的
把“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即把处理好内需和外需、消费和投资这类总需求关系,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首要任务,说明我们的发展目的(生产目的)存在着问题:净出口过大,直接反映了我们的生产由外贸企业所左右,间接反映了我们是为美国人的消费而生产;投资过大,反映了我们的生产是为了政府的财政收入。消费率不断创历史新低、创世界新低,说明发展的目的发生异化,偏离了本国人民的消费需求。
从世界史来看,后起的追赶型国家,在发展目标或处理消费问题时容易出现两种倾向:一种是“要大炮不要黄油”,导致国强民弱、国富民贫,如德国俾斯麦及纳粹时期、二战前的日本、沙俄及斯大林时期的苏联等,这些民族勤劳守纪,却略嫌呆板,崇尚国家主义,国家至上。有强烈的不安全感可以理解,但又导致了军国主义倾向。另一种是“要黄油不要大炮”,导致民富国穷、民强国弱,如一些南欧国家。这些民族热情奔放,却耽于享乐,崇尚物质主义,消费至上。民众生活虽不错,但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高。东亚模式亦可归入此类,有美国保护,他们可以不要或少要“大炮”,大量的贸易顺差和高额美元储备,可以视同交了“保护费”。
美国的发展目标处理得较好。如果说19世纪英国教会世界如何生产,那么20世纪美国教会世界如何消费。美国是一个既善于消费,又能够富国、强军的国家,实现了“民富、国强”的统一。消费者拼命消费,生产者拼命生产,政府既可从消费者那里拿到消费税,又可从生产者那里拿到所得税,结果民富国强。美国今天正处于衰落期,所谓英国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明天,意大利的今天就是美国的后天,希腊的今天就是美国的大后天。这些欧洲国家在历史上都曾经辉煌过,但无一例外都衰落了。总之,欧洲的今天就是美国的未来,不过这一过程将十分缓慢,会持续百年以上。
以上情况表明,消费虽然是生产的最终目的,但生产还有其他目的,如富国强军等。消费和投资的关系,就我国而言,本质上是民富和国强的关系,有民权和国权(政权)的关系,也有民生和民族(国家安全)的关系。民不富,强国战略难以持续;国不强,国家安全受威胁,民终难富。因此,投资往往是政府的事,而消费更多是民众的事,政府影响力有限。
 
我国消费率持续下降的基本机制
在我国既定的增长方式(发展方式)基础上,在既定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结构变迁(工业化)过程中,21世纪经济高速增长对一系列重大结构及消费有着决定性影响。
第一,高速度注定要高强度的资本投入和大规模的出口。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相类似,主要靠资本投入而不是靠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地方政府对高增长的渴求,只能依靠高投资实现。其不竭的动力,一则来自“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一则来自企业的“投资饥渴症”。而高投资所形成的“过剩的”生产能力,只能靠国外市场来释放。从制度变迁角度看,市场化改革虽然使我们离计划经济渐行渐远,但仅靠市场化并不能成就“好的市场经济”,因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很容易使公权力泛滥,滋生寻租腐败,滑向“不好的市场经济”。
第二,速度决定结构。投资持续高速增长,首先引起总需求结构失衡。高强度的投资和依靠国外市场释放生产能力,消费率必然下降。这说明总需求的实现越来越依赖投资和出口,而不是消费。生产目的发生异化,造成国民福利损失。其次,高投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利。投资主要拉动的是工业尤其是建材业,而不是服务业。服务业发展缓慢,不仅影响就业和居民收入,更主要的是直接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因为工业增加值中资本收入比重较高而劳动报酬比重较低,服务业增加值中劳动报酬比重较高而资本收入比重较低。出口对结构的影响也大体相似。这些最终都影响到消费。产业结构的这种逆向变化,实际上也反映了以资本投入为主的增长方式的要求。最后,高投资恶化了收入分配结构。要素投入时,资本既能够以低成本的方式取得,又得以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相结合;产品实现时,也无须完全依赖国内的购买力;那么在分配时,高强度的投资势必大大增强资本的地位。通过产业结构的逆向变化和对劳动的挤压,便会出现有利于资本要素不利于劳动要素的分配结果。表现为要素分配中,代表资本要素的企业收入比重越来越高,劳动者报酬比重越来越低,这直接影响了消费的能力,却不影响产品的实现(可出口)。可见,高速增长引起的一系列重大结构变化,均指向一个结果——消费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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