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月23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研究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问题，鼓励引导新一轮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

需求疲弱虽然具有周期性规律，但中国经济出现的需求疲弱却具有自身的特点，学界和业界也为此进行过深入研究。

我社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时任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先生在9年前（2014-2015）分析需求疲弱时注意到供给方面的原因，在深入市场和一线企业调研后推送了专题报告（参见《现代商业银行导刊》2015年第9期和人民出版社《经济升级的大国思维》P077-101），其中提出的启动装备制造业技术更新具有“一石三鸟”的效应，曾引起广泛关注。

黄志凌 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虽然目前市场的需求特点（譬如消费受制于收入、外需受制于地缘政治等）与九年前不同，制造业研发与技术水平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文章对于中国经济特殊性的理解方法和许多政策建议，仍然具有现实和前瞻意义。文章颇有见地，现将旧文重推，以飨读者。

启动装备制造业升级战略的背景与意义

作者：黄志凌

2012年以来，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需求的增速持续下滑，其疲弱态势不断拖累经济下行。深入观察分析以后发现，在需求疲弱现象的背后，存在着大量供给方面的因素，产能过剩、市场交易数据下滑只是表面现象，其背后掩盖着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供给方式落后问题。当前，中国需求结构已经升级，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供给结构和供给方式仍然停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和本世纪初的状态。技术装备水平进步迟缓，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产品结构远远不适应迅速变化的需求升级，出现供给制约需求实现的特殊矛盾。

一、“需求疲弱”只是数字表象，数字背后的需求欲望依然强劲

宏观经济上，总需求由消费需求、资本形成需求、净出口三大部分构成，资本形成需求一般也称为投资需求。2012年以来，这三大需求的实际交易数据呈下行走势，然而从三大需求要素支撑及货币扩张支付能力来看，目前并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总需求约束。

1.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不断提升，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迫切，需求结构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且潜在消费需求十分旺盛。我国人口数量超过13.5亿，人均GDP 于2008年越过3000美元后，2014年突破7500美元，不仅增长速度居全球前列，绝对水平也跻身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联合国根据恩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系数大于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20%—30%为富足；20%以下为极其富裕。我国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已降至30%—40%之间，居民消费结构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年均收入10万元以上的富裕家庭快速增长，资产1000万元的富人阶层不断涌现。

近年来（2011），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居民倾斜，不仅居民收入增长快于GDP增长，而且居民收入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2004年城镇最高收入户的人均收入（10%27506元）是最低收入户（10%，3084元）的8.9倍，2012年最高收入户人均收入是最低收入户的7.6倍，高收入户与低收入户的收入差距呈缩小之势；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不断缩小；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高峰时期的近0.5下降到目前的不到0.47，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高于高收入群体，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扩大。社会保障水平不断提高，2010年人均社会保障支出1781元，2014年增长到2411元，社会保障水平比2010年提高0.12个百分点。随着住房、医疗和养老的不确定性降低，居民储蓄倾向逐渐降低，国内总储蓄率呈稳定下行之势，消费倾向增加。

随着收入增加，居民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迫切，例如大中城市中高收入阶层改善住房需求（扩大居住面积和提高品质的改善性住房、第二套住房等）、中等收入阶层的汽车需求（人均拥有量增长速度、轿车置换速度、家庭第二辆车等），以及几乎所有城镇居民度表现出来的智能家电、绿色有机食品、基础教育与职业培训、境内外旅游、保健式医疗、前瞻性养老准备等成熟经济体特有的高级别消费需求，这种消费结构升级换代的趋势明显，需求拉动的空间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因此，无论是从消费水平和消费能力，还是从消费欲望角度，我国都不存在消费需求约束。

2.投资需求空间广阔，潜力巨大。随着经济发展转型升级，企业升级改造的必要性和欲望都很高，潜在的投资需求较大，尤其是一千多万的中小企业，投融资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差异、城乡基础设施仍严重不足、工业4.0战略和“互联网+”带来的技术改造升级需求等因素使投资需求总量也较大；政府改善民生、环境的需求还远没有达到社会期望，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还不能满足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国外新兴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投资和商品需求、中高收入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也比较旺盛等，我国投资需求不是没有空间，缺的是提升经济运行质量的大量基础设施投资、技术改造类投资以及装备制造升级换代投资等。

根据财政部测算，仅京津冀一体化在未来6年就需要投入42万亿元，这也意味着在2020年前，京津冀地区及相关产业将迎来每年7万亿元的投资。而根据麦肯锡预计，全球基础设施投资在未来18年间要达到57万亿美元，中国仍将是全球最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国。可见，投资需求也不构成约束。

3.全球经济及贸易增长对我国出口需求未形成实质性约束。从全球经济增长来看，虽然发展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但2012年以来企稳态势不断确立，2012年至2014年经济增长稳定在3.4%左右，总体上呈现缓慢复苏上行之势。全球贸易逐步恢复，2010年至2013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额年均增长8%，远超同期经济增速，当前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额大大超过国际金融危机前水平。

2007年，全球货物和服务贸易总额17.34万亿美元，2008年19.87万亿美元，2009年下跌到15.93万亿美元，2011年以来明显复苏，2013年增长到23.29万亿美元。全球经济及贸易增长对我国出口未形成实质约束。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年贸易额将突破2.5万亿美元，对出口需求更是形成有力支撑。

4.以货币表现的支付能力扩张，不构成制约总需求的“天花板”效应。近年来，我国货币供应基本上保持了平稳增长，2012年至2014年增速只回落1.6个百分点，低于同期投资、消费、进出口增速回落。2014年末，广义货币M2达到122.84万亿元，10年前的2004年还只为25.32万亿元，我国货币供应量扩张幅度还是较大的。与此同时，作为现实货币支付的替代品，票据总额居高不下，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超额货币供应。2014年企业累计签发商业汇票22.1万亿元，同比增长8.9%，商业汇票未到期金额9.9万亿元，同比增长9.3%，金融机构票据融资余额达2.9万亿元，同比增长48.9%。考虑到中国高达92万多亿元的“不活跃货币”（以企业定期存款和居民储蓄为主），相当一部分处于睡眠待唤醒状态，转化为现实消费需求的弹性较大，以货币表现的支付能力扩张，并未形成制约总需求的“天花板”效应。

进一步观察，目前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仍显不足，实际需求缺口很大。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10000美元阶段，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会显著上升，有效促进居民消费逐步从耐用品向服务消费升级，从而拉动消费快速增长。近年来通过持续加大投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有所改善，但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总体水平仍然偏低，不仅抑制了公共消费需求，也抑制了城乡居民相关消费需求。实际上，在我国总供给结构中，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产品一直处于短缺状态。例如，现阶段包括农田水利、电网、交通、网络建设、城市供水、排污等地下管道建设、环境治理等在内的城乡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供给缺口仍较大。尤其是，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对消费的抑制在农村更为明显。水、电、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导致农村家电、汽车、网络信息等相关消费需求未能完全释放。同时，制度类公共产品与服务有效供给明显不足，消费者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社会上连续曝光奶粉、饮用水、食品等方面的严重问题，欺诈、假冒、伪劣、侵权等不法市场行为频发，不仅导致居民消费心理发生变化，也强化了居民被动性储蓄行为，严重阻碍了居民消费。再如，医疗领域看病难、看病贵问题长期以来难以解决，根源还在于城乡资源分布失衡、供给结构不合理；教育领域，职业技术教育一直是个短板，供需结构失衡也很严重；政府采购领域，科研创新能力不足导致许多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如军工产品、国防产品等公共产品和服务，即使政府想采购，也不能采购到心仪的产品和服务，或者根本就采购不到，严重拖累了公共消费支出增长。

二、产能过剩掩盖着结构性供给能力严重不足，进而成为抑制潜在需求实现的基础因素

近年来，产能过剩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尤其是2014年以来，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矛盾再次凸显，一些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状态，导致资金不能正常循环，甚至资金链断裂，引发银行信贷资产质量风险暴露。然而，怎样认识中国目前的产能过剩，如何从根本上化解产能过剩，不仅是当前经济运行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未来中长期的战略课题。

从产能利用效率看，我国确实存在产能过剩现象。据有关部门调查，2013年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80%，闲置产能达20%以上，低于国际上产能利用中值81%至82%的水平。但是，中值水平并不是公认的产能过剩与否的分界线，评估产能利用率是否正常还要考虑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周期和经济结构差异。从国外数据来看美国1967—2012年期间的中值水平为80.6，其中1967—1979年期间为84.5,1980—1999年期间为81.3,2000—2012年期间为77.7，金融危机高峰期为66.8，即使是2012年也只有78.9。

我国目前产能过剩主要矛盾是结构性问题。根据国家统计局及发改委的数据，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的行业有：电解铝、电石、焦炭、水泥、平板玻璃、粗钢、风电设备、光伏、造船等行业，产能利用率低于70%，其中电解铝、光伏两个行业的产能利用率可能低于60%。产能利用属于正常水平的行业有：煤炭、发电，产能利用率高于85%。产能利用状况最好的行业是汽车，目前产能利用率超过95%。进一步分析，我国目前产能过剩集中在低水平的重复投资上，低水平产能过剩与高端制造产能短缺并存，大量关键设备、核心元器件等仍严重依赖进口；平板玻璃整体看产能严重过剩，但电子用平板玻璃、玻璃基板一直依赖进口；在风电设备行业，风机组成控制系统也基本依赖进口；化纤产量超过全球六成，涤纶过剩和氨纶、锦纶短缺矛盾突出。

低水平的产能过剩造成的不良后果也十分明显。部分行业和企业出现的销售困难，不仅将通过上下游产业链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直接影响；高耗能高污染行业产能过剩，消耗了有限的资源，并造成了极大的污染治理压力；部分企业资金循环困难甚至资金链断裂将严重威胁银行资产安全。

如果我们再透过“疲弱”的现实需求的交易数据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巨大的潜在需求存在着实现障碍，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供需结构不匹配的深层次矛盾，其背后的实质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供给方式落后问题。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居民需求结构与档次发生重大变化，已基本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而技术装备水平进步迟缓，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产品结构与档次调整升级缓慢，供给方式陈旧，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不能适应需求结构的快速升级，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尽管我国已经是所谓的制造业大国，但存在着大量的低水平过剩产能。产品供应总量上处于过剩状态，但供给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变化，或者由于品质安全等原因而不敢消费，导致很多现实消费需求被严重抑制。

有效供给能力不足的结果是，本来旺盛的现实消费，要么“储币待购”，要么通过境外购买来满足，产生“需求外溢”。比如，近年来在农业科技进步引领下我国粮棉油糖、肉蛋奶、果蔬茶、水产品等主要农产品产量连年快速增长，但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与居民消费快速升级不相适应矛盾却日益凸显，农产品生产供给结构与潜在消费需求结构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再以牛奶行业为例，一方面是国内生产过剩，但品质不高，安全问题频发，严重抑制现实消费需求，如三鹿奶粉事件之后，乳品行业出现严重信任危机，奶类制品大量积压；另一方面是高品质的国外奶制品进口量节节攀升，澳洲、新西兰、欧洲等地奶粉受中国购买需求影响供不应求，德国甚至限制中国人购买奶粉。2008年至2014年，我国进口奶粉数量年均增长45%，2008年进口奶粉只有9.8万吨，2014年增长至90万吨。目前，国内市场从日常消费品到其他投资品以及医疗教育等均存在与牛奶行业类似的问题，如引发国人购买狂潮的日本马桶盖；大量进口的钢铁制品；大量境外求学、就医等。根据商务部统计，2014年，我国境外消费超过1万亿元人民币，占到整个社会消费总额的3.5%以上。

传统商业模式不仅存在流通环节多、效率低、成本高等经济学困惑，而且完全依靠实体网点的零售模式存在经营时间与空间限制，即使是最大购物中心陈列商品也是有限的，消费者无法及时得到全部商品信息、无法比较同一类商品的质量、功能与价格，商家找不到顾客，消费者不知道在哪里能买到心仪的商品，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现实消费需求。市场供给方式落后，供需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处于睡眠状态。

受制于供给端因素约束，大量的潜在消费需求法实现，出口产品竞争力也在下降，直接引致资本形成需求疲弱。数据显示，对市场极为敏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显著下降。由于民间投资占比已升至60%以上，民间投资增速大幅度下降极大影响到总投资的增长。2012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高达24.8%，2014年快速下降至18.1%。这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环，供给障碍制约需求实现，需求疲弱又会影响投资，而没有投资就不会有设备升级进而改进产品结构、提升产品质量，供给约束还会继续恶化。

三、解决供给结构矛盾的焦点在于装备制造业升级

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与消费升级换代的交汇点上，怎样适应国内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升级供给结构，提升产品档次和技术含量，促进工业品生产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是经济转型的重中之重。而提升有效供给能力的关键是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升级换代。

1.装备制造业技术更新有“一石三鸟”的效应

装备制造业技术升级尤其是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可以起到“一石三鸟”的作用：一是拉动当前投资需求，二是通过创新产品唤起市场潜在消费需求，三是增强出口竞争力。政府主动选择战略性产业加大技术更新投资力度，以此可以提升企业家信心，拉动企业投资，增加有效供给，激发潜在需求。

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高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技术含量高，表现为知识、技术密集，体现多学科和多领域高精尖技术的继承；第二，处于价值链高端，具有高附加值的特征；第三，在产业链占据核心部位，其发展水平决定产业链的整体竞争力。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必然成为带动整个装备制造产业升级的重要引擎，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当前正处于“工业4.0”的初始阶段，世界各国正在技术创新领域进行突破，通过物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工业升级。在长期实施技术模仿和跟随战略后，中国必须发挥后发优势，迅速在工业技术升级方面取得突破，改变未来竞争态势，这是在新常态下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是经济迈向中高速和中高端的关键和基础，没有工业技术支撑，经济只能在中低端打转，处于全球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下游。

2.装备制造业技术更新将对经济增长起到倍增效应

2013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20万亿元，是2008年的2.2倍，年均增长17.5%，占全球装备制造业的比重超过1/3，稳居世界首位。2015年，预计高端装备制造业销售收入超过6万亿元，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占比提高到15%，工业增加值率达到28%。目前我国装备工业增加值率在26%左右，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6—8个百分点。2014年，全国新建和技术改造类固定资产投资为69000亿元，占总投资额不到14%；按照发达国家占五分之一以上比例测算，技术改造类投资应增加近3万亿元，这些投资对经济发展将起到巨大的带动作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推动力。在工业4.0时代，技术升级的空间更加广阔。无论是对我国经济当前发展，还是对未来长远发展，全面启动工业技术升级战略，都是非常有必要而且非常紧迫的。

3.追求短期效应的经济增长方式致使装备制造业长期投资不足，与领先国家差距巨大

装备制造业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一个国家经济质量，尤其是高端装备制造业在全社会的有效供给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放眼全球，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高端装备制造业一直处于全面领先地位，而韩国、新加坡、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国家则在奋力追赶。

美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一直依托其全球领先的研发基础、金融服务以及丰富的新技术产业化经验支撑，其高端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23倍。更为关键的是，在高端制造业的存量领域，美国企业构筑的“高边疆”是中国企业在相当长时间内都难以逾越的壁垒。波音公司2012年的营业额就达到了817亿美元，储备订单价值达到3900亿美元，而拥有200家企事业单位、21家上市公司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去年的销售额不足500亿美元。奥巴马政府第一任上台不久，就把“再工业化”作为美国整体经济复苏的重大战略逐步推出，其实质就是要推动美国制造业的脱胎换骨，催生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掀起所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德国是全球制造业中最具竞争力的国家之一，拥有强大的机械和装备制造业、占据全球信息技术能力的显著地位，在嵌入式系统和自动化工程领域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这些都使德国曾经确立了其在制造工程行业中的领导地位。德国在2011年举行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了“工业4.0”的大体概念，在此后推出的《高技术战略2020》中将工业4.0作为十大未来项目之一，目的在于奠定德国在关键技术上的国际领先地位，夯实德国作为技术经济强国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由于人口众多、经济成长较快、国内市场空间巨大，依靠低端消费品的规模扩张就可以获取巨大利润，致使大量投资涌向低端制造产业，导致中国虽然很快成为制造业大国，但技术装备水平比较落后。尤其是中国高端制造业自主创新的技术供给率不高，核心技术和核心关键部件受制于人，产品可靠性低，产业链高端缺位。近年来随着市场需求萎缩，我国装备制造业更是经营困难、经济效益下滑，投资与技术更新改造增长缓慢。生产装备技术水平上跟不上世界发展步伐，高端产品特别是高精尖产品生产能力不足，既影响到国内消费增长，出口竞争力在国际上也不占有优势，甚至还有弱化倾向。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的滞后，不仅成为制约供给结构升级、提升供给品质量的主要瓶颈，也危及国家经济安全。尤其最近10年来，外资企业对中国制造业的市场控制度不断上升，平均控制力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3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

4.装备制造业升级应在宏观政策的导向下，实现革命性突破

当前中国有效供给不足与低水平产能过剩同时并存，形成经济增长中的特殊矛盾，两者互相影响，但仔细分析矛盾的主要方面仍是有效供给能力不足。仅仅压缩落后的低水平产能，可以实现数字意义上的平衡，也可以减少资源消耗，但无法解决有效供给能力提升问题，甚至会激化结构性供给矛盾。如果我们能够换一种思路，可能就是另外一种前景。由于制约有效供给能力的根本原因是装备技术水平低下，而一般制造业的装备技术水平又是由生产高端装备的基础制造业技术水平所决定的。如果我们首先启动基础装备制造业技术升级，进而推动一般制造业技术进步，既可以增加有效供给，填补现实消费的饥渴缺口，唤醒睡眠状态的潜在需求，又可以通过产业上下游消化现有的过剩产能、并通过技术升级从根本上解决高能耗高污染战问题。

就装备制造业而言，要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高层次深度结合，以信息化为支撑，追求可持续化的发展。应该体现在以下三方面的融合度的提升，一是技术融合，通过业内工业技术与信息技术的有机融合，在产生新技术的同时，推动技术创新。二是产业融合，将信息技术或产品渗透到装备类产品中，增加其技术含量、优化产品结构，如将信息技术整合到汽车制造中，一方面提升汽车生产平台的智能化，另一方面提升汽车产品的升级换代经营模式，优化消费品结构。三是管理，将信息技术应用到管理流程、业务流程和设计、制造的各个环节，推动装备制造业企业业务创新和管理升级。围绕以上方面，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宏观政策取向应该进一步明确以下几个重点：

一是组织实施装备制造业技术升级专项计划，集中国家优势资源，在若干领域内实现跨越式发展。

目前我国机械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仅为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成套设备、精密机床、高档发电机等高端产品50％以上都需要进口，国内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60%以上都是外资企业生产的，许多关键设备、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外资手中。一些中间产品、重要原材料国内也没有形成有效供给能力，我国轿车、家电、计算机、移动通讯产品的关键部件、芯片、重要零部件仍主要依靠进口；作为世界钢铁生产大国，冷轧薄板、冷轧带钢、冷轧硅钢、不锈钢薄板等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生产用材严重短缺，每年进口都在1400万吨以上；虽跃居乙烯生产大国之列，但我国高档乙烯至今仍需依赖进口；作为传统的纺织品服装大国，所需高级面料也需要大量进口。

发挥高端装备制造产业集聚效应，培育特色装备制造基地。发挥产业链辐射效应，提高重大技术装备成套能力。继续扩大高端装备及装备制造升级投资财税支持政策，编制高端装备制造业重点技术和产品目录，大力支持高端装备及其关键零部件、配套系统的研发和产业化，对研制生产国家鼓励发展的高端重大技术装备，落实有关税收优惠政策。积极研究完善针对高端装备制造业公共服务体系和重大创新工程的相关进口税收政策。

二是建立支持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和装备制造业升级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鼓励商业银行、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品种，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升级改造融资。建立装备制造业技术升级基金，支持装备制造企业转型升级，发展高端装备。发挥风险投资的积极作用，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高端装备制造企业上市，引导创业投资和股权投资向高端装备制造及装备制造业升级领域倾斜。借鉴美国“再工业化”对中小企业扶持的做法，加大对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所需的资金支持，促进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和高校间的合作、交流与创新，促进整个高端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提升。

三是鼓励装备制造企业加大技术改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所需关键技术，提高高端装备制造业的技术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产品的技术升级。提高加工设备水平，推广先进工艺技术，推进制造过程信息处理、生产控制、资源管理、质量检测、环保处理等典型环节的流程化再造。健全产业创新体系，支持产业技术平台和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提高技术创新水平，增强为全行业服务的能力。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加强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重大创新发展工程的衔接，突破和掌握关键核心共性技术，加大关键制造装备研发力度，支持促进技术成果工程化。

四是依托国家相关人才工程、计划，大力培养装备制造业尖端人才、急需紧缺专业人才、高技能人才、管理人才。加大海外高层次人才和国外智力引进工作力度，加速装备制造业人才国际化进程。发挥企业、科研院所、高校、职业院校和其他培训机构的平台作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还可以考虑在一些科学教育发达、高端人才集中的国际经济重心设立研发中心，实现由买技术向买人才的战略转型。

五是推动中国外贸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所谓“优进”，就是从我国的长远和根本利益出发，根据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有选择地向发达国家开放高端装备市场，积极引进短缺的材料、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所谓“优出”，就是不仅要出口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还要推动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通过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让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技术先进、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同台竞争，以此倒逼我们不断提高技术、质量和服务水平，提高企业的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充分利用各种渠道和平台，积极探索合作新模式，融入全球产业链，鼓励境外企业和科研机构在我国设立研发机构，支持国外企业和国内企业开展高端装备联合研发和创新。支持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不仅有利于顶住当前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将推动中国经济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

四、行动计划的坚定实施有待认识不断深化

值得欣慰的是，适应需求结构升级，调整供给结构，提升有效供给能力，从供给角度解决当前经济问题，着力构建新的内在稳定增长机制，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重视。将“供给管理”上升到与“需求管理”并重的地位，从需求总量调控到有效调整供给结构，将成为宏观管理新常态。调整供给结构，需要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主动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增加公共产品、创新市场产品、提升产品技术水平，满足居民已经升级的消费需求，激发经济增长活力。

新一届政府多次公开表示，将着力于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等政策，“供给管理”开始频频出现在官方的话语体系，以至于市场分析称“本届政府越来越有新供给派的色彩”。在2014年的“两会”上，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提到要增加有效供给，释放潜在需求，沉着应对市场短期波动，保障经济运行不滑出合理区间，让市场吃“定心丸”，成为经济稳中向好的关键一招。同年4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经济形势时，提到“着力增加有效供给，不断满足新增需求”。10月份，中国与德国签订“工业4.0”战略合作框架，对我国制造业升级改造形成强力支持。2015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要着眼于保持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双目标”，打造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增加公共产品、公共服务的“双引擎”，持续保持中国经济由高速转向中高速，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的“双中高”，实现现代化目标。3月份，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提出，要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为主线，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海陆空天装备等十大领域，并决定推出中国制造重点领域升级方向绿皮书目录指引，加快制造业转型升级，提升工艺水平和产品质量。国家已设立400亿元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要整合筹措更多资金，为产业创新加油助力。

政府部门不断采取积极行动提升供给能力。各部委、各省区也将解决经济问题的视角从需求端转向供给端。国家发改委在“十二五”规划实施中期评估报告中，首次将“供给管理”提升到与“需求管理”并重的地位，方针政策制定侧重供给端调整，为微观经济主体创造条件，如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调整区域结构，推出京津冀规划等。工信部出台《钢铁工业转型升级计划（2015—2025）》等传统产业优化升级政策措施，推动传统行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合，实施重大技术装备、高端材料及新材料、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节能减排和绿色发展、食品药品安全保障等技术改造工程，推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支持政策。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的被誉为“中国版工业4.0规划”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也上报国务院行将推出，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等，推进中国产业结构向中高端迈进。商务部、相关金融部门等也在积极推动商业模式、电商、互联网商业等方面的发展，促进新一轮商业革命。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提升供给能力。在各省（市、区）层面，不仅广东、上海、江苏、浙江、北京等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加强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促进本地区经济升级，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就是重庆、湖南等中西部地区也在积极出台产业升级规划，越来越重视供给能力的提升。

数据显示经济运行愈来愈朝供给能力提升方向发展变化。近年来，随着转方式、调结构力度的加大，供给能力逐步提升，经济不断向中高端迈进。2013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8%，比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快4.2个百分点，2014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3%，比全部工业增加值增速快5.3个百分点。当前，我国高端装备制造业产值占装备制造业产值的比重已经超过10%，10多家装备制造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行列，预计到2020年高端装备制造业规模在装备制造业中的占比将进一步提高到25%，成为国民经济重要的支柱产业。进出口中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增速也保持在较高水平。2012年，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分别比整体出口增速高0.78、1.68个百分点，2013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增速比整体出口增速高1.98个百分点。

2013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超过10万亿元，其中网络零售交易额1.85万亿元，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网络零售市场。2014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总额增长25%，达到约13万亿元。网络零售保持高速增长，商务部监测的5000家重点零售企业中，网络零售增长33.2%，比上年加快1.3个百分点，而传统零售如专业店、超市、百货店、购物中心分别只增长5.8%、5.5%、4.1%和7.7%，比上年分别回落1.7、2.8、6.2和4.5个百分点。

2014年，中国在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框架下，共提交25539件国际专利申请，比上年增长18.7%，占到全球申请总量的11.9%，在申请总量的国家和地区排名中名列第三，是全球唯一一个实现两位数增长的国家，显示中国正从“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2015年，我国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销售收入将达到1万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50%，预计到2020年智能制造装备产业销售收入将达到2万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70%，智能制造装备整体水平进入国际先进行列。在工信部《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到2025年我国装备制造业进入世界第二方阵，部分优势产业率先实现又大又强；到2035年我国装备制造业位居世界第二方阵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装备制造业强国；到2050年我国装备制造业进入世界第一方阵，成为具有全球引领影响力的装备制造业强国。

尽管新一届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思路比较清晰，经济数据也出现了积极变化，但理论界和市场人士对于是否启动装备制造业技术升级战略仍然充满担忧。经济发展会不会回到老路上去？产能过剩会不会加剧？我们认为，重视从经济总量上提升供给能力，重视经济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含量，必将提升经济运行质量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财政货币政策也要适应供给优化升级的需要，更多的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性调控。还要全面深刻的认识到商业革命对潜在消费需求的唤醒实现，对整个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和作用。

1.全球竞争力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的大小，更取决于经济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含量。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最大商品出口国，2014年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13.3%，达到美国的60%，进出口总额占到全球的10%以上，成为名符其实的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但是也应该看到，受制于产能过剩的困惑，技术更新改造投资增长缓慢，2014年全国新建和技术改造类固定资产投资占总投资额的13.8%，比2005年仅增加2.2个百分点，甚至比2004年还下降了0.3个百分点.

在西方发达国家，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普遍在80%以上，我国目前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到50%，与发达国家有相当大的差距。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不高，生产技术水平总体上的落后，极大影响到我国的生产品质和经济发展水平，我国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还高出巴西、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水平。如果我国单位GDP能耗达到世界平均水平，GDP总量在现在基础上可提高36%；如果达到美国能效水平，可提高70%；达到日本能效水平，可提高170%。

因此，提升我国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由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由贸易大国变为贸易强国，必须提升供给能力，提升产品的档次和技术含量，促进产品生产由中低端转向中高端，适应国内外消费需求发展需要。要做到这些，必须加强技术改造固定资产投资，加大生产技术改造力度，实现生产装备制造的升级换代。当前，我国还有部分生产装备制造甚至是几十年前，或是更长时间以前的，不仅生产能力落后，生产的安全隐患也很大，急需改造更新。因此，我国投资不是没有空间，缺的是提升经济运行质量的大量技术改造类投资、生产装备制造更新升级的投资。

2.宏观调控政策要更多地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性调控，注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作用。加强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引导供给能力提升，促进经济运行优化，财政货币等宏观调控政策要更多地从总量调控转向结构性调控。在结构性产能过剩较为严重情况下，货币政策调控并不是简单的银根松紧，还有一个怎样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市场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引导利率水平下行，吸引民间资本加入到高端装备制造业技术升级战略，切实增加有效供给能力。相比而言，财政政策的结构调整作用更为显著。要通过进一步加大税收增减、财政补贴力度等方式，促进生产质量、供给能力的提升。在这方面美国的做法值得借鉴。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历次经济危机后能较快率先恢复，与政府适时适度干预市场，积极发挥财政政策作用是分不开的。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为对冲危机产生的不利影响，美国财政政策可以用“果断、迅速、力度大、针对性强”来形容。2008年，美国联邦财政赤字从2007年的1607亿美元激增至4590亿美元，2009年进一步大幅扩增至14127亿美元，占GDP比例从2007年的1.12%上升至9.8%。由于危机仍在演绎，经济未能得到好转，美国财政刺激经济力度在随后的三年仍较大，联邦财政赤字占GDP比例维持在较高水平。在经济复苏态势逐步确立，私人投资和消费开始有力拉动经济增长后，出于平衡财政赤字的考虑，美国政府投资与消费逐年缩减，联邦财政赤字及占GDP比例显著下降。可见，美国经济能率先复苏及长时期保持较平稳增长，不仅依靠私人消费要素带动，也非常注重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

我国财政政策的空间还很大。尽管经济增速在不断下降，但2014年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下降到1.78%，比2013年还要低，更是远低于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水平。比照世界经济发展经验教训，促进我国经济平稳增长和结构调整，防范通货紧缩，此时更需要大力发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而不是在经济处于下行期反而加大去杠杆化力度。即使我国财政赤字占GDP比例在2014年基础上再提高一个百分点，也只达到2.78%，仍低于3%国际安全警戒线水平，而政府支出相应扩大6000多亿元，将对经济发展、增加供给起到相当大支撑带动作用。

3.全面深刻的认识商业革命对优化供给，促进消费，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等所带来的深远影响和作用。提升供给能力，增加有效供给，不仅取决于技术和装备水平，还有一个商业模式的问题。从现在发展趋势来看，互联网商业已经显示出未来的一个方向，我国在这方面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起步，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推进商业模式变革，保持商业革命全球领先势头，对我国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当前社会还是主要从搞活市场这个角度来看待商业模式革命，这种对商业模式革命的重要性认识远远不够。商业模式革命不仅对潜在消费需求唤醒实现，提升供给能力具有重要作用，对整个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也极具重要作用。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差距其中很重要体现在经济运行效率方面，但近年来这方面的差距明显缩小，商业模式革命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仅从物流运行效率来看，由于商业模式革命的大力推动，2014年，每百元社会物流总额所耗费的物流费用为4.6元，同比下降0.5元，下降速度加快，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例从2011年—2013年间的18%左右下降到15.2%，与美国、日本、德国等的差距在1—2年间缩小了近4个百分点。当前，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与GDP的比例只比美日等发达国家高6个左右百分点。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我国物流运行效率将很快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国家水平。

目前，我国网络零售交易额市场占比还较低，2013年，网络零售交易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为7.78%，2014年增长至9.39%，互联网商业发展空间巨大。继续推动商业革命，推进商业模式演进，对激发我国潜在需求，提升经济运行效率等带来的作用将是革命性的。

4.大力发展以高新技术为主的高端装备制造业，推动中国传统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解决当前中国经济转型过程面临的诸多矛盾。制定总体战略规划和产业发展重点。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可以有效推动中国经济转型，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应当以国家战略规划为中心，制定行业整体发展规划和阶段目标，合理配置产业资源。在产业发展重点方面： 重点提升生产最终消费品的装备制造水平，尤其要发展具备全球性需求消费品的装备制造水平。重点发展为装备制造企业提供生产装备的子产业，并以实现该类装备制造成为出口支柱产业为目标，大力发展。重点发展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性工业，如高铁、水电、航天军工等。尤其是充分发挥中国在水电、高铁等行业中的技术优势，实现全球化战略。

实现国家和市场相结合的发展模式。目前高端装备制造业呈现发展潜力大、涉及经济领域广泛的复杂局面。一方面，整体战略实施离不开国家推动，需要政府政策扶持和主动引导。另一方面，社会资本面临行业门槛高、资本收益低等因素影响，难以形成积极主动的市场化效应。如何通过政策导向和政策工具合理化资源配置，使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形成有效互补，形成政府引导、市场化为主的发展模式，是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加大社会资本技术研发投入比重。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科研能力和技术水平，目前，中国高新科技研发投入所占GDP比重比美国低很多，但政府研发支出比美国高很多，说明根本问题在于私人部门和商业研发投入不足，尤其是民营企业研发投入积极性不高。美国政府研发投入多集中在涉及国家发展的重大事项上，如航天军工技术，而中国的研发体制是国家统筹安排研发经费，细化研发项目，未能将资源集中在给社会发展带来突破性成效的项目上。从现状看，我国除了航天军工相关产业外，国家研发投入都是零碎化的。

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引入先进技术和完善资本市场配套机制。上世纪80年代，中国依靠的是技术引进政策，得以迅速缩小和国际发达国家技术差距。如今，受到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引入限制，技术引进政策进入发展瓶颈阶段，只能通过加强国际合作的方式达到技术引进的目的，比如加强与德国、法国、日本这种先进装备制造业大国的合作，进一步缩小同国际先进装备制造水平的差距。完善资本市场配套机制。美国长期以来能够保持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水平和高端装备制造水平，得益于其完善的资本市场配套机制。中国也要向这个方面发展，但不能把资本市场支持产业发展的任务都放在银行业的身上，毕竟商业银行经营模式更多围绕成熟产业，但对于中国的未来，主要是新兴的高新科技产业，银行业不能过于规避。要通过深化金融改革，为高端装备制造业中的企业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务，如银行业重点支持成熟和具有一定规模的制造企业，通过政策导向鼓励风险资本更多进入新兴的高新技术产业。

总之，中国传统以跟随、模仿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方式随着需求结构由低级向高级的转变，高端供给能力不足、低端供给能力过剩的矛盾日渐突出，制约了社会需求的实现，抑制了经济潜在增长速度，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仅仅靠刺激需求，简单平衡过剩产能，并不能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深层次问题。解决问题的视角，必须从传统的总需求管理转向改善供给结构，通过解决供给问题使经济继续保持长期快速健康发展，提升装备制造水平，大力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